在寒冷的季节里，愿你被温暖以待
每当看到朋友圈里的这条祝福，记者不禁会联想到生活在云南哀牢山深处的苦聪人。
这是一个曾被世界遗忘的部落。60多年前，他们在深山老林过着“野人”般的生活，直到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找到他们。
这是一个所谓的“最后的原始部落”。它从原始社会末期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60年间实现了从茹毛饮血到融入现代生活的惊人一跃。
“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一个都不能少！”今天的苦聪人，正紧跟着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前进。
出山记
峰峦起伏，云雾缭绕。站在自家二楼客厅窗前，80岁的苦聪人李窝则陷入沉思。
远山是他曾经的“家”。他的祖先作为古时氐羌的一支，从西北迁徙到哀牢山，已逾千年。
“那些草窝棚早就烂掉了吧？”老人喃喃地说。
他的祖辈从没离开过山林。苦聪人的生活，正如歌谣所传唱的那样：“树叶做衣裳，兽肉野草当食粮，芭蕉叶是苦聪人的屋顶，麂子的脚印是苦聪人的大路……”
“山上冷啊！”李窝则说，“我父亲有一套破衣服，那是他用猎物和山下的傣族人换来的。”
哀牢山确实寒冷。就算在盛夏时节，记者大白天爬上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的千家寨，还是被山风吹得浑身寒彻。苦聪人身上的兽皮、芭蕉叶，怎能抵挡夜晚和冬季的酷寒？用树枝和芭蕉叶搭起的窝棚，又怎能抗住四面透风？
李窝则青少年时代的记忆，除了寒冷，还有饥饿，而且越饿越觉得冷。山林里的苦聪人一到下雨，一家人就要担心火堆被浇灭；族里有人生了孩子，只能把芭蕉叶烤烤，赶紧把婴儿裹起来。苦聪人也能在山坡上种点玉米，但刀耕火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箩”。
漂泊不定、啼饥号寒。历经千年的遁迹山林，让苦聪人害怕与山外接触，成了神秘的“野人”。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苦聪人的老房子（资料照片）；下图为11月13日在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者米乡地棚村小组拍摄的苦聪人房屋（新华社记者胡超摄）。新华社发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苦聪人。当得知山上还有人生活时，一支支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开始进山寻找。1959年，新华社记者黄昌禄的长篇通讯《苦聪人有了太阳》，真实记录了当年寻访的艰难。“进林的第四天，忽然看见一个头发披到肩上、脸孔黝黑的人，身上挂了几条烂布筋筋。他们欢喜地大叫起来：‘老乡，老乡！’哪晓得这人听见喊声，掉头拼命就跑……”
工作队每次进山，都带上衣服、盐巴和粮食。几经努力、几番接触，苦聪人感受到工作队与土匪、土司不同，戒备心慢慢放松了。“他们每次来，都和我们同吃同住，还给我发烟。”李窝则说。
在工作队的耐心劝说下，苦聪人陆续搬出老林。
从“野人”变身“主人”，苦聪人的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当地政府举行重大活动时，苦聪人代表受邀站上了主席台。苦聪大寨的村干部庙初沙还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
今年67岁的庙正昌，是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者米乡顶青村委会地棚村小组的村民。他至今珍藏着父亲庙初沙当年去北京、东北等地参观学习的照片。“父亲回来后，兴奋了很长时间。他召集苦聪人开会，激动地说‘我们也要社会主义！’”
金平县志记载：至1963年，共3739名苦聪人搬出山林。政府发给他们耕牛、铁农具、铁锅、餐具、种子、口粮。工作队员手把手教他们生产、生活技能，哈尼族、傣族群众帮助他们建房盖屋，同时让出部分水田。
“谁愿意一辈子住在深山老林？苦聪人世世代代受苦，直到共产党来了，我们才算见到了太阳！”李窝则说。
黄昌禄动情地写道：“为了找寻一个被旧时代遗弃了的人口很少很少的兄弟民族，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先后花了五年时间，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苦聪人目前有3万多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北至镇沅县、南到金平县等地的哀牢山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被认定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
定居记
“干！干！”苦聪汉子李发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看着新建的两层楼房，李发财略有醉意，也难抑得意。他向前来贺喜的族人一一敬酒。
这几年，李发财种了几十亩橡胶，还和妻子外出打工。有了钱后，在政府投入近7万元建起的安居房上，加盖了第二层。
这是无人机拍摄的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者米乡地棚村小组。村民李发财家新建起了两层楼房，准备请前来贺喜的族人吃饭，村里十分热闹（11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1992年，他家刚从金平县苦聪大寨搬到地棚村小组时，住的是茅草房，现在终于住进楼房。夫妻二人都有智能手机，出门办事骑上了摩托车。虽然已经49岁，但前几天，他特意把头发染成淡棕色，为显时髦。
“以后不搬家了！”李发财对记者说。
地棚村小组坐落在树林茂密的山坡上，顺着硬化水泥路，一排排二层小楼整齐排开，村里还修了小广场、篮球场。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冰箱等电器，有的村民还买了轿车。像李发财一样，56户苦聪人都是搬迁来的。
从沿袭千年的游猎生活到定居，这个转变苦聪人用了二三十年。
出山后，因不习惯山下的气候和生活习惯，苦聪人曾几度重回老林。政府又一次次派人进山劝导，并为他们重新定居提供支持、发展产业，才慢慢把他们稳住。
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云的曾祖父能开硬弩，在苦聪人中甚有威望。“虽然1957年我曾祖父就带着大家定居半山腰，但气候燥热，不少人得了病，他只好带着族人回归老林。”李云说，后来经工作组三番五次做工作，老人才勉强答应搬到通风条件更好、气候稍微温凉的地方。
学会种植养殖更是一大挑战。政府动员河坝地区的哈尼族、傣族群众把土地分给苦聪兄弟；不会种粮，甚至没见过耕牛，傣族同胞就来教他们耕田插秧。
苦聪人还要学习现代生活，比如洗脸刷牙、洗衣叠被、使用厕所等。20世纪90年代，曾在金平县者米乡担任苦聪人帮扶工作队队长的杨志华有项任务，就是说服苦聪人家修厕所。“当时是旱厕，现在许多人家都用上冲水厕所了。”杨志华说。
贫困有时就像衣服上的顽渍，很难涤除——苦聪人虽然走出森林，但直到20世纪末，许多人仍住着茅草房、杈杈房，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
改革开放激活全中国，为国家扶贫攻坚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苦聪人迎来了命运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
这是无人机拍摄的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者米乡地棚村小组。地棚村小组坐落在树林茂密的山坡上，顺着硬化水泥路，一排排二层小楼整齐排开，村里还修了小广场和篮球场（11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党中央始终牵挂着苦聪山寨，帮扶地区一直情系民族同胞，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在哀牢山深处打响。各级各方纷纷出巨资解决苦聪人吃饭难、上学难、行路难、住房难、饮水难、看病难等问题，推进产业开发扶贫。
芭蕉摇曳、鸡犬相闻。镇沅县城郊的山坳间，一个苦聪新寨透过一丛丛婀娜的金竹林映入眼帘。
这个名为复兴村的寨子，是国家投入1200万元兴建的。今年47岁的王应，2006年和苦聪乡亲一起，从几个老寨搬迁到这个海拔较低、土地肥沃的新家园，一共200户。
“那天，我们是空手来的。”王应说，政府给每户分了带院子的砖瓦房，1.5亩耕地和4亩林地，还准备好了棉被、衣柜、米、油等生活用品。
王应开始种水稻，自己解决温饱，后来改种果树。夫妻二人还学会了手艺，王应平时帮人盖房子，并兼任山林管护员，媳妇在县城当厨师，很快实现了稳定脱贫。“我们村除了1户缺少劳动力的，其他都脱贫了。”
前几年，党中央吹响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在哀牢山激起阵阵回响。一个个新寨陆续投用，一个个产业接连投产，一个个苦聪人不再苦等苦熬……
今日苦聪山寨，基本用上了沼气和电灶，竖起了路灯；通了4G信号，普及了智能手机；住上了砖混楼房，种起了香蕉、澳洲坚果，养起了牛羊……
金平县地棚村的广场上，一幅墙画令记者印象深刻——一半是身披兽皮的苦聪人，在原始森林里钻木取火、采集狩猎，另一半是衣着光鲜的苦聪人，骑着摩托车、开着小轿车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
镇沅县居住着约1.5万名苦聪人。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有望近期脱贫摘帽，这里的苦聪人也将彻底告别绝对贫困！
兴商记
天刚泛白，金平县者米乡金竹寨村村民李明勒就背上背篓，和姐妹们说说笑笑，一同到乡上赶集。
“快来看看啊！山里的芭蕉花、草果、芋头，纯生态食品……”已经60岁了，李明勒的嗓音仍然清脆。
说起叫卖，对苦聪人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当年，苦聪人想把猎获的野兽背到山下坝区交换，方式是把物品放在路边，而自己躲进树丛，等着村里人拿食盐、铁器、旧衣服来换，多少不论。等人家走远后，苦聪人才敢现身。“我们苦聪人胆小着哩。”李明勒笑道。
苦聪人过去缺少商品概念，学会做买卖不过十几、二十几年的事。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还习惯以物易物。”镇沅县九甲镇和平村麦子山小组的孙少荣说，当时苦聪人去镇上赶集，都是背着玉米去换酒，或者拿个鸡蛋换一场录像看。
“苦聪人过去谁家有吃的，大家都有份，财产观念不牢固，也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当时的云南省民委民族工作队队长胡忠文说。
在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者米乡，一名苦聪妇女在自家开的超市里给顾客装食品（11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哀牢山再高，挡不住改革开放的春风。现如今，苦聪人当街卖特产、开超市、上网卖货、到外地打工、刷微信用支付宝等已成寻常。
胡忠文经常深入苦聪村寨。他介绍说，20世纪末，他看到苦聪同胞的目光是呆滞的、无奈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在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者米乡地棚村小组，一名苦聪青年骑着摩托车出村（11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如今，一些头脑灵活的苦聪人勇闯商海，有些人当上了“老总”。40出头的熊开明，十几年前搬迁到复兴村，当时全家四口只带来两口锅，仅仅两年后，他家就开起了村里第一家小超市。后来他把地租了出去，办起了电子商务服务站。政府为他家拉了网线，安装了电脑，他妻子专门到县城参加了政府免费网购培训班。
“现在村民都来我家网购。”熊开明说，“下一步，我要把山里的土鸡、土猪卖到全国去。”
他还是昆明一家饲料公司在镇沅县的销售总代理，管着30多个销售点。“每个月都要开车去昆明开会，忙得很！”
还有人把茶叶生意做到了国外。镇沅县者东镇樟盆村村民李永春带领村里200多户茶农成立了茶叶合作社，今年销售收入已有300多万元。他对茶园进行了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经常到全国各地跑展会、找销路。现在，合作社的普洱茶卖到了上海、福建、重庆等地，红茶远销俄罗斯。
巍巍哀牢山，无数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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