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感觉你们去了以后，老师们的心劲儿都提起来了。
刘建文：没错，拿我所在的半沟小学来说，原来上边组织的一些比赛，老师们很少参加，他们觉得参加也拿不了奖。但最近几年，学区或者县里一有比赛，老师们都去参加，也能获奖了。
半沟小学曾经是全学区教学成绩比较靠后的学校。但在去年下半学期，半沟小学六年级的期末综合成绩是全学区第一名。今年上半学期，五年级的期末综合成绩是全学区第一名。这几年的提升效果确实很明显。
给孩子们带来“一节好课”
记者：七年来，您一直坚持自己开车到阜平。
刘建文：对，因为有好多东西要带，每次去阜平，我的车后备厢里基本都是满的。
记者：都是些什么东西？
刘建文：都是孩子们上课需要用的东西。现在我一到阜平，另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给三个学校、每个学校六个年级的孩子们，上一节或两节课，内容包括美术、科学、体育、劳动这四门课。
学校上这些课程还有些困难，所以也没有相关材料，我都是自己准备。比如说美术用的材料，笔、墨、颜料、纸，等等。七年里，这些材料大概花了四五万元。不光是我，为了给孩子们上这些课，老校长们都是自己掏腰包。
记者：学校没有相关课程吗？
刘建文：第一次去学校，我们就发现学校的科任课基本是“开天窗”的。所谓科任课，就是除数、语、英三科外的科目，包括音乐、体育、美术、科学、劳动等。
我们的支教团成员、北京市音乐特级教师付宝环就说，第一次去阜平的石猴小学、谷家庄小学前，她认为自己是去和音乐老师交流的，到了以后发现，学校没有音乐老师。付宝环当时就立下军令状，以后每次来阜平就要给两所学校所有班的孩子各上一节音乐课。
记者：能给孩子们上这些科任课，您也是多才多艺啊。
刘建文：我这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我打小也没学过什么才艺，画画也是支教后才开始练的。
一开始，看学校上不了科任课，我就从北京西城区找音、体、美、劳、科学课的老师来上课。但老师们偶尔来一次，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后来我跟这边的校长说，如果没合适的，我先试着上，毕竟我每个月都来。
不过，即便是现学现卖，这些课程也都是按教材上来的。我在西城区当督学，现在每次到下边听课，我都特意挑几节美术、科学这些课听听，边听边学。
每次上美术课，我都要在家反复练习，画好一张示范画。一进教室，这张画都是盖着的。等我讲完，突然一翻过来，孩子们总会瞪大眼睛说“哇”，他们的表情告诉我，我画得还不错。
不过，音乐课我确实上不了，这实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记者：为了上科任课，你们又是贴钱，又得自学，为什么一定要上这些课呢？
刘建文：我们的教育理念，从来不是单独强调发展“智”，而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接触这些课程，本来就是在释放人的天性。拿半沟小学来说，孩子们一上这些课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给孩子们上一节音乐课或美术课时，别的班先下课的孩子都在教室外边扒着窗户看。足见孩子们对这些课程是多么渴望。
大家都知道邓小岚与阜平的故事。从小喜欢艺术的邓小岚，就是因为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才会18年如一日教马兰的孩子唱歌。谁能想到，这群孩子有一天能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舞台上放声高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站上那样的舞台，但每个人都应该具备这样的素质，因为音乐、美术等对于滋养心灵、陶冶情操，对于我们更加丰富地感知生活，对于系统提高人的素质，都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通过这些课程，能感觉到孩子们的变化吗？
刘建文：这些课程给孩子带来的改变是肉眼可见的。在支教团成员王骐支教的阜平县王林口中心小学，孩子们原本唱国歌都跑调，现在他们不仅会识谱，还会听音辨音、分声部合唱，学校的合唱团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付宝环在原工作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给石猴小学和谷家庄小学两所学校捐赠了100架口风琴和每个孩子的一个吹嘴儿。仅仅一年多，孩子们不仅学会了吹奏口风琴，还能给自己班级的合唱伴奏。曾经见人脸红的山里娃，现在也能落落大方地上台歌唱了。
在我们的带动下，阜平县的教育观念也在转变。近两年，当地教育部门也在通过公开招聘，陆续给学校配音乐老师，相信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好。
但山村教育的现实决定了想要开全课程，不能全指着上边派老师。石猴小学的一位没有任何音乐基础的老师，就主动提出跟着付宝环老师学音乐，还自费买电子琴、买教材。半沟小学的老师，也开始跟我学着上美术课和体育课了。这样的老师多了，孩子还愁上不了科任课吗？
带给山区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记者：听说您现在每次到阜平，不只是去半沟小学。
刘建文：没错，我现在一共是对接着三个学校，除了半沟小学，还有北果园小学和古洞小学。
记者：这两个学校是怎么加上的？
刘建文：是我主动要求的，因为每次不管是请北京的老师来讲课还是我亲自上科任课，我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只是给半沟小学讲，太浪费了。事实上别的学校也非常需要。后来我就跟县教育和体育局提出再增加个学校，2019年增加的北果园小学。后来我觉得还是不够，2021年又给我加上了古洞小学。
记者：增加一所学校，会给您增加不小的负担吧？
刘建文：确实是，单就路程来说，北果园小学在阜平县城到半沟小学的路上，一点儿不绕远。但古洞小学位于更深的山里，过了半沟小学，还要继续往山里开车走将近半个小时。现在我开车来回跑这三所学校，跟原来相比，每次要多跑近100公里。
原来进山里的路上有很多拉煤的大车，山路还特别窄，每次错车都困难。我岁数也大了，精力确实也不行，好几次因为车况不佳、山路难行，路上差点发生险情。有时候想想，也觉得后怕。
我开车不好走，支教团的其他人倒车去阜平也特别费劲。前几年，他们每来一趟，几乎都要把火车、大巴、出租车等交通工具坐上一个遍，单程六七个小时都是家常便饭。不过现在到阜平的路比原来好走多了，交通比原来方便多了。
记者：需要克服的其他方面的困难多吗？
刘建文：包括吃住各个方面都遇到过吧。我一开始住在校长办公室，除了一张床没别的东西，但这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可是山里的冬天特别冷，办公室推开门就是操场，冷风从门缝往里灌。
其实在住宿方面，我们这些老同志们最不习惯的是厕所，倒不因为是旱厕，主要是老年人爱起夜，但学校地方小，厕所都是在学校外边，冬天晚上上厕所都要披着大衣去，一晚上去两三回厕所真是苦不堪言。不过后来在多方关心帮助下，我们的住宿条件好多了，都有了独立的洗手间。
不过对这些困难，我们都有心理准备，毕竟要是条件好的话，也不需要我们来。刚退休的老校长，都是“香饽饽”，不少民办小学会开出数十万年薪聘请，但为了下乡支教，几乎每一位老校长都放弃了这些。
记者：听说您坚持支教，有个比较特殊的原因。
刘建文：没错，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差，上小学、初中都拿不起学费，但得益于对贫困生的相关帮助政策，我一直可以免学费上学。后来没上高中，而是选择上了师范，也是因为当时上师范能够免学费。可以说，正是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通过教育改变了人生。
七年前，当北京市西城区教委找到我，跟我说有个支教机会时，我只问了一句“我够不够条件”，其他的什么也没问就一口答应了。我觉得，来阜平支教，让我的感恩之心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平台。另外，我的祖辈一直生活在河北深州，这也算我为河北家乡做了一些事。
因为我曾经就是贫困生，我特别能理解贫困生的心理。现在山区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但也能看出来有些孩子的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上科任课时，每次都会准备孩子们需要的所有东西，而且都是一样的，甚至涮画笔的塑料瓶都一样，这样做就是想避免孩子们攀比，避免给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一种不公平的感觉。
记者：你们老校长之间有没有交流过，大家为什么坚持做这件事？
刘建文：交流过，一交流才知道，大家做这件事有很多特殊的原因。
和我一样，我们第三批来的支教团成员尚锦花的老家在沧州任丘，她觉得，来阜平支教是支持家乡教育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
我们同一批来的支教团成员孙锡霞说，能来这里支教，让她觉得非常亲切。因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的父亲曾在保定和沧州地区战斗过，来这里支教，让她觉得是在延续父辈的一个使命。
北京市八一学校和阜平八一学校有着很深的渊源。所以北京市八一学校原副校长袁靖，在接到支教阜平八一学校任务时，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做这件事情。
不过，在这些具体的出发点之外，对教育，尤其是对山区教育的一种情怀，是促使我们坚持下去的最深厚的驱动力。我们这些人，从事教育工作都已经有三四十年了，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理想和追求。即便退休了，我们依然希望能为此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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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年来，从北京风尘仆仆而来的老校长们如同一束照进角落的光，照亮了阜平山区老师的进步之路，也照亮了山村孩子的成长之路。老校长们对教育的情怀和扎实的工作作风，也引起了人们对“老校长下乡”这项工作的好奇。
据了解，教育部关工委开展的“老校长下乡”工作，是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辐射的一项品牌工作。这项工作于2016年10月启动，初步确定在北京、浙江、贵州三省作为试点地区先行先试。
作为三个试点地区之一，北京市的“老校长下乡”活动主要面向北京的密云、延庆，以及河北的承德和阜平等条件艰苦的乡村学校。2016年9月，北京市启动了第一批“老校长下乡”活动，后又于2018年10月和2021年9月，启动了第二批和第三批“老校长下乡”活动。
北京下乡支教的“老校长”，主要为知名老校长、老书记、北京市名师，来自东城、西城、海淀等北京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区域。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也选配了部分优秀研究生作为老校长助理参与此项工作。
七年来，通过北京的“老校长下乡”活动，先后有21位“老校长”，来到阜平的9个乡镇18所乡村学校支教。
据阜平县教育和体育局统计，七年来，阜平支教团共听课4000余节，授课620多课时，开展教研活动280多次，组织课外活动、讲座、示范课360多次，惠及11000余名学生，2000多名贫困生。
2021年4月，“北京老校长下乡”阜平支教团被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