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指南和县农民协会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在党组织处于秘密活动时期，坚定地执行党的指示，以公开合法的县农民协会主要负责人的身份，有策略地不断地与贪官污吏、地主恶霸进行坚决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深受群众的拥护，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赞扬。
积极建党秘密联络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在中共莱芜特支的领导下，全县各级党组织先后发展了一批知识分子、工友和学生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刘仲莹等莱芜早期党员见时机成熟，便在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于１９３２年秋建立了中共莱芜县委，全县党员数量达到７０多名。毕指南担任县委宣传委员。
县委建立后，刘仲莹、黄仲华和毕指南等县委主要领导同志，认真执行上级党组织“隐蔽、秘密发展”的方针，从实际出发，决定：继续秘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党支部，并根据各地发展情况，逐步建立分区委。他们首先确定了党员的发展对象，即雇农、贫农、手工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先进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并确定了秘密发展的工作原则。毕指南按照县委的分工，时常披星戴月奔波于柳行沟、刘封邱、圣井、鲁西、丰登官庄、安台子、冶河、桥沟、店子等村，积极发展党员。不久，他就在党员比较集中、群众基础较好的柳行沟、丰登官庄、亓官庄建立了党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党员达２０余名。很快，党支部由１个发展到３个。在县委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犹如星火燎原一般，党组织迅速在全县发展壮大。随后，县委建立了４个分区委。其中，以三官庙、鲁西、刘封邱、柳行沟、丰登官庄、亓官庄、冶河等支部组成的第三分区委，由毕指南、孙启明、刘夏峰、刘子正等人负责，毕指南兼任分区委书记。
为便于开展革命活动，毕指南以群众基础好、人际关系熟的方下高级小学为秘密联络点，利用校长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白天教书，晚上和课余时间对教职员和学生宣讲马列主义救中国的道理，宣讲中国共产党和毛委员领导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以及反“围剿”的节节胜利。毕指南讲起话来铿锵悦耳，雄辩有力，道理讲得透彻，方向指得明确，大家无不心悦诚服，点头称是，深感受益匪浅。广大师生从心眼里钦佩他，愿意与他接近。毕指南很快在学校和附近村庄的农民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将来壮大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
随着党的活动范围和影响的日益扩大，党内某些不安定因素也逐渐暴露出来。为防万一，经毕指南提议，县委决定在鲁西设立书局，以经营书笔文具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于是毕指南会同鲁西区农会负责人倪汉章，在鲁西镇选定当地村民房锡庚的３间房子，设立了书局门市部。不久，书局正式开张营业，共产党员王其人为书局掌柜，曹春耕为助手，毕指南亲笔书写了“文成书局”、“癸酉年制”８个大字。从此，文成书局便成为莱芜县委同山东省委、泰安中心县委以及基层党组织进行联系的联络站。“一校一局”式联络网的建立，为莱芜党组织安全开展革命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出于长远打算，莱芜县委还通过毕指南等人多方面的关系，在外地开辟了青岛、大连、绛县等多个隐蔽点，使我党在不久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损失，保存了革命力量。
宣传革命唤醒民众
毕指南自从负责县委宣传工作以后，大胆创新，勇于斗争，为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奋起革命而忘我工作。
在危机四伏的秘密革命时期，毕指南好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探行的人，苦苦思索革命家的道路到底该怎样走，怎样才能把广大民众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同反动势力做斗争。为了使劳苦大众走出黑暗，解除迷惑，为了更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地宣传革命道理，他不断地钻研革命理论，分秒必争地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报刊，因此理论水平提高很快。每次宣传活动中，面对众多的听众，他总是不用讲稿即席发言，从理论到实践，从全局到局部，系统阐述党中央毛主席同张国焘的“左”倾分裂主义路线做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开辟华北敌后战场的伟大胜利，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支持。他说：“毛主席曾经讲过，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我们共产党员要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脱下长衫，拿起枪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号召，迅速行动起来。”他谈到三国时代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将苑·厉士》中有句“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的名言，意指将帅的表率作用对士兵的斗志有极大影响。联系实际，每个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是战胜敌人的根本，这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大家听完他的报告后，深受启发，认为他讲得深入浅出，道理透彻，通俗易懂。毕指南还进一步向党员提出要求：“没有流血牺牲的准备，就不能打败日本侵略强盗，天下就不能太平，老百姓就过不上安稳的好日子。共产党员一定要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投入到战斗中。”由此可见，毕指南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心，始终抱着甘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信念。
莱芜党组织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宣传方式大多是在群众中口头讲解。为改变这种单一的模式，毕指南负责宣传工作后，立即着手用印刷品进行大规模宣传的工作。１９３３年７月１日，刘仲莹、毕指南等人主持创刊了县委机关报——《战斗》，由毕指南具体负责编辑，不定期印发，向全县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宣传，吹响了战斗的号角，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呐喊助威。同年秋，刘仲莹、毕指南共同起草了《告莱芜全体民众书》，用农会的油印机印刷后，向全县各地下党组织作出了秘密张贴的部署。毕指南身先士卒，带上宣传品，到鲁西、三官庙、毛埠一带散发、张贴，进行宣传。
我党的这一举动影响颇大，震动了全县。在中共莱芜县委的正确领导下，革命声势越来越大，全县的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时，也迅速活跃起来。
洞察逆叛积极献策
毕指南在政治上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警惕性，并且对莱芜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
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４年期间，共产党员刘伯戈、周茂森放荡不羁、腐化堕落，引起了毕指南的高度警觉。他透过表面现象，洞察到刘、周二人的反革命倾向，并立刻同王其人、刘子正等人向县委反映刘、周的骄横奢侈、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以及任意放纵、不受约束的不法行为，认为两人极不可靠，有朝一日可能会叛变，建议县委引起高度警惕。
１９３５年三四月间，刘伯戈、周茂森以谋求职业为由，到济南追逐腐化生活。二人挥霍无度却又缺乏经济来源，于是就想法诈骗，开始伸手向县委要活动经费，后又向县农会借款。因农会早就停发经费，只有每月３０元的办公费，无钱出借，但是农协负责人孙启明出于同志间的友爱，仍想方设法，尽量满足其要求，到５月已向其借出２００余元，仍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事后，孙启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就向县委书记刘仲莹作了汇报。刘仲莹表示：“农会本来没有经费，开始就不应该借给他，今已骗去２００余元，以后也很难使其满意，要坚决制止。”５月底，刘、周又找到亓聘如，恬不知耻地让他给毕指南捎话，说什么“孙启明、毕指南家中有钱有财，他们要是真革命，要是真共产党，就要先共自己的产，再共人家的，得叫他俩多出点血。你让他俩每人借给我们５００至１０００元，不然就不让他们”。亓聘如先生当场就对刘、周进行了批评教育。毕指南对刘、周的无理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
在我党组织活动还处于秘密阶段时，经费来源十分困难。贪得无厌的刘伯戈看到无法如愿，便伙同周茂森不断向县委施加压力，并向王其人、刘子正扬言：“共产党内部有钱的人享福，无钱的人受穷，什么共产党、国民党，只要有钱花才是英雄好汉。”刘、周锋芒逼人，连续不断地向县委写信提出要４０块现大洋，在遭拒绝后，气势汹汹地找到毕指南、刘子正、吴卓先、孙启明等县委领导无理取闹，言辞极为猖獗。毕指南对刘、周怒不可遏，当着二人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县委的经费现在分文没有，就是有钱也不能供你们随意挥霍浪费。”
１９３５年夏，中共莱芜县委在鲁西镇“文成书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刘、周大量借款的目的。毕指南力陈己见，认为许多迹象表明，刘、周叛党的可能性很大，建议县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但会议因意见分歧，议而未决。
１０月初，刘伯戈、周茂森到济南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公开叛变投敌，接着和叛徒末鸣时一起带领国民党捕共队，到莱芜进行了３次大逮捕。
刘、周叛党事件发生后，除先后有十余名党员、群众被捕外，我党建立的４个分区委、县农会特支、县师团组织以及“文成书局”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县委失去主要活动阵地。中共莱芜县委总结经验教训，认为毕指南等人的意见和以往提出的措施是正确的，县委在刘、周事件上过分迁就，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以致二人叛党投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惨重损失，应作出深刻检讨。在白色恐怖的险恶形势下，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县委决定部分党员到早已建立的几个隐蔽点暂时隐蔽，毕指南、孙启明、王其人等先后到山西绛县范柴村隐蔽。他们虽在外地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但始终对党、对革命抱有坚定的信念。他们到了新的地方，不久就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期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发动起义团结抗日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侵华日军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着神州大好河山。在民族危亡之际，广大人民群众和无数志士仁人，不怕流血牺牲，奋起抵抗。从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中共莱芜县委遵照山东省委作出的在全省各地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积极组织发动，准备参加省委组织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作为县委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毕指南，抓住时机，一面开展救亡宣传，一面给在外地隐蔽的党员一一发信，催促他们立即回莱芜参加党的工作。县委的其他负责同志分头到各区传达县委的指示，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抗日武装起义。经过深入宣传发动，全县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员达到７０多人。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日军侵占了莱芜城，县委立即领导举行了武装起义。毕指南和同胞弟毕炳文（又名毕秀山）一起参加了这次起义。１月３日，毕指南按上级指示，与孙启明、王其人、亓象岑等人组织的队伍在亓聘如家集结。毕指南携带着他们筹措到的莱芜起义部队中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到莲花山下的田家林村，与全县起义部队会合。１月６日，开赴徂徕山，参加了武装起义，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三中队。
八路军第四支队建立后，部队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逐步离开泰安、莱芜、新泰，进军沂蒙山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发动组织广大群众支援抗日前线，更好地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友党、友军以及各阶层进步人士共同抗日，孤立和打击顽固的反革命势力，山东省委和第四支队司令部决定建立八路军驻莱办事处，领导地方抗战工作，开展对敌斗争。省委决定，八路军驻莱办事处的领导班子由孙启明、亓象岑、毕指南、王其人等同志组成。八路军驻莱办事处的建立，对发展壮大莱芜的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以及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精神，县委和驻莱办事处对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非常重视。当时，我八路军四支队与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队争夺莱芜的斗争异常激烈。为配合我军战胜秦顽，毕指南提议由亓象岑同志出面，团结争取地方“硬拳道”的力量打击秦顽。
“硬拳道”，原称“红枪会”，其性质是一种搞封建迷信的落后群众团体，最初是组织各村民众保家护院，后来这一组织逐渐扩大，成员扩展到７个区９１个村，达到上万人，成为一支人多势众、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时，党内不少人认为，“硬拳道”大搞封建迷信，整天吃符念咒，全是些愚昧落后的人，我党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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