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4-08-16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史称蒙古勒津（由部落名转为地名），素有“歌的海洋”和“故事之乡”的美誉。“三人同行，二人是道古沁（歌手），一人是胡尔沁（说书艺人）”，当地流传的这句老话充分说明了民间艺人之多。数百年来，他们的身影穿梭在广袤的大地，停驻于万户的炕头，留下如泣如诉、婉转悠扬的吟唱，也为乌力格尔、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这两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发展注入活力。
乌力格尔自拉自唱的“故事大王”
一曲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就是一段曲折的故事，一部乌力格尔长书就是一个跌宕的传奇，孕育、发展于蒙古勒津这片土地上的两个古老非遗项目，最大的共性就是均具有故事内核。以吟唱的形式讲故事，靠口耳相传，用蒙古语表演，有“炕头艺术”和“百科全书”之称……诸多共同之处，让这两个非遗项目表演艺人经常结伴同行，去草原串门过户。你番唱罢我登场，好曲好书撑起连台好戏。
乌力格尔（阜新地区称“胡尔沁说书”）的汉语意思是“说书”。其是在胡尔（一种乐器）伴奏下说唱故事，以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为内容，以吟诵、说唱、拉琴、表演为表现手段，包括民歌、好来宝、民间故事等在内的蒙古族曲艺形式。追溯历史，乌力格尔的起源时间要早于短调民歌，在成吉思汗年代就产生了，当时主要用胡尔或朝尔（一种乐器）说唱《江格尔》《成吉思汗传》等英雄史诗。
乌力格尔主要流行在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300多个蒙古族村屯。6月26日，在沙拉镇哈桃村，记者见到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乌力格尔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铁龙。家中大炕上，铺开一摞摞用蒙古语手写的书稿，每一个字都颀长隽秀，4000多页的巨著鲜见涂抹，足见作者修订誊写之用心。“这是我从2015年开始创作改编的乌力格尔书目《蒙古秘史》，共54回，已完成28回。”61岁的杨铁龙说。作为集表演、创作能力于一身的乌力格尔传承人，数十年来他一直笔耕不辍。家中角落，隔出了一间小而简陋的录音工作室。他经常猫在这里搞创作、录视频、整理田野调查资料。“那年发大水，这些关于乌力格尔民间艺人小传的稿件都被浸泡了，很可惜，目前还在进行抢救性整理，有待出版。”杨铁龙小心翼翼地一页页剥离粘连在一起的资料，不住地叹息。
说起乌力格尔的基本特征、表演程式等，杨铁龙滔滔不绝，“这里面有20多个套路70多个词牌，20多个曲牌数百个曲调。发展至今，有历史小说类和当代事件类书目120多个。既考验说书人的琴技、唱功，也考验记忆力、随机应变能力。”杨铁龙出生于说书世家，9岁学艺，19岁正式表演。这10年间，他学琴技、记故事、背词牌，“学一首歌刚开始生疏，唱十遍百遍不行，那就千遍万遍地练。其中，自拉自唱最难，人声和琴声必须协调一致，心手口合一才是完美的表演。”杨铁龙表示，直到现在他也坚持每天拉琴演唱一两个小时，以精进技艺。
乌力格尔是一门综合艺术，不是平铺直叙的简单说讲，而是以吟诵式的语调讲述故事，以民歌化的辞章作为词牌，以各类民间音乐作为曲牌，语言乡土气息浓厚，说起来朗朗上口。曲调灵活多变，其中特点比较明确的有争战调、择偶调、讽刺调、山河调、赶路调、上朝调等。唱词多用俗语、谚语，民歌化，曲谱通俗化，易于理解。胡尔沁（说书艺人）是坐在炕上或椅子上进行表演，用胡尔拉、击、弹奏各种曲牌来表现人物的感情，渲染气氛。通过说书人的面部表情、手势变化及嗓音高低来烘托氛围、展开情节。说书人一人扮演多个角色，一人充当千军万马，低音四胡既是伴奏乐器，又是刀枪棍棒。其表演有规定的程序，前奏曲演奏完毕后，才开始说书。先“启腔”，再“点纲数目”，然后依书目内容或“上朝”“点将”或“出征”等，最后高唱“得胜歌”。
作为“炕头艺术”的代表，说书艺人常年到蒙古族聚集的村屯演出。说一部大书，在村里住上个把月是常事。在没有手机、电视的年代，大伙团团围坐，听民间艺人口若悬河、拉弦弹唱，就是最有滋有味的娱乐生活。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流畅动听的“百科全书”
“过去哪有那么多舞台？就是劳动之余，大家坐在炕头喝茶唠嗑，把听到看到的故事唱出来就形成了一个歌，再口口相传下来。所以流传下来的短调民歌基本没有作者，这是蒙古族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韩梅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为记者讲解这项非遗的产生背景。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产生并流行于阜新地区，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据《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志》记载，1637年第一任土默特右翼旗旗主善巴率众定居于此，生活比较安定，同周邻各兄弟民族之间密切联系和交往，文化也得到长足发展，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彼此融汇，民间文化与宗教文化等互相交流，奠定了阜新大地产生短调民歌的基础。民间艺术表现的内容也由过去对草原蒙古包的赞颂变为对草房、檩子、土墙的描述。
经过一代代艺人的继承、发展，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艺术性更强，题材更丰富，所反映的社会面更广阔。既保留了蒙古族风俗文化中高阔、辽远、粗犷、豪放的特性，又具有质朴欢快、节奏鲜明的色彩，同时又有肃穆、庄重之韵。短调民歌如同百科全书，记录了本部落的发展史。根据主题可分为酒歌、婚礼歌、祭祀歌、赞颂歌、情歌、讽刺歌、训谕歌、念经歌、儿歌等九种。歌词多重叠复沓，运用比兴、对仗、夸张等手法，词浅意深，回味无穷。
与长调民歌比，其音乐表现手法更简练集中，曲调平和流畅，节奏平稳均匀，节拍鲜明整齐，旋律真挚感人。内容上主要分为叙事歌和抒情歌。表演上有独唱、对唱、角色对唱、合唱等，具有浓郁的蒙古特色。“最大的特点就是字头押韵，所以唱起来有一种特殊的音韵回环之美，而且易学易记易流传。”韩梅以《龙梅》为例轻轻哼唱起来，流畅动听的旋律加之细腻传神的表情，展现了东蒙短调民歌的艺术感染力，更激发起听者探知歌曲背后故事的浓厚兴趣。
丰富的故事性永远是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核心追求。每一首歌都有曲折的情节，曲调也随着情节的推进和不同人物的出现而发生变化，扣人心弦。歌词少则8段，多则七八十段，甚至两天都唱不完。爱情故事是其中最多、最精彩的内容，有赞美姑娘的，有倾诉相思之情的，有表达对爱情忠贞的，既是动人的情歌，也是优美的长诗。正因为描写人的故事多，以人名命名的短调民歌也比比皆是，如《云良》《达雅波尔》等。民间大批职业和半职业说唱艺人，身背四胡走村串户地唱，既把短调民歌传扬到各个角落，也随时收集故事素材，把当地真人真事编成新的短调民歌，使这一艺术形式不断汲取大地的鲜活养分。
艺术世家出身的韩梅，对自己儿时随母亲演出的情形记忆犹新。她脑瓜灵活，学东西快，父亲写的短调儿歌、母亲表演的短调曲目，她听过几遍就牢牢记下。“有的民歌，我五六岁的时候只是学会了唱，并不知晓其创作背景、主题思想。到了十五六岁，我跟着当地艺人系统地学习，了解歌曲深层次内涵，也对短调民歌有了更准确地把握。”韩梅说，在不断地学习、钻研、表演中，她越发感受到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博大深厚，也越发为自己做着这件非遗传承之事而骄傲自豪。
阜新蒙古剧“蒙古族戏曲”唱出甜蜜
“来客人了！”记者采访之时，哈桃村驻村“第一书记”鞠大伟带着慕名而来的北京游客走进了杨家小院。乌力格尔如今已成为哈桃村农文旅融合项目“河湾小寨”的重要一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们。杨铁龙郑重地穿上蒙古族长袍、蹬上皮靴，拿起心爱的胡尔，带着客人走向屋后的八道弯河。
正是夏天阳光最灿烂的午时，寸把深的青草绵延到河滩，河水宛若其名，扭出八道弯来。一人，一琴，和着婉转低回的旋律，带着略显嘶哑的嗓音，缓缓启腔——“（译文）有缘相识的诸位朋友，操起四胡说段隋唐嗬。祝福大家身体康泰嗬……”
每周五下午，杨铁龙都会到沙拉蒙古族小学教授孩子们。拿着标注了指法和唱词的手写曲谱，走进乌力格尔教室，看到穿着传统蒙古族服装、端端正正抚琴坐好的学生们，杨铁龙很是高兴。“（译文）巍巍耸立两座山岗，银色沙丘原野茫茫，母亲哺育我的大草原，回想怀念而寂寞惆怅。”他清清嗓子，大声地念起《两座山》的唱词，示范拉奏一曲后，孩子们的歌声响了起来，教室里仿佛吹拂着草原的风。
这样的教学在该校已持续了11年，陆续培养了三四百人。记者问14岁的蒙古族少年吴宇桐为什么学乌力格尔，他的回答干脆简洁：“回去唱给我爷爷听！”非遗是印刻在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从娃娃抓起，必将推动薪火的传递交接。
“领会故事主题，这块要唱出甜蜜来，但不是黏糊糊的劲儿。”在阜新县文化体育旅游服务中心蒙古贞乌兰牧骑的排练厅，记者看到，韩梅指导着年轻徒弟们学唱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其中既有团里的专业歌唱演员，也有社会上的民歌爱好者、网红主播等。“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免费教。”韩梅表示，她教授的培训班已经办了10期。
值得一提的是，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对发展蒙古族文艺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其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地方戏曲剧种——阜新蒙古剧，为我省独有，被认定为我国第九个少数民族剧种，填补了蒙古族没有戏曲的空白，成为文艺百花园中绚丽的一枝。今年5月，根据蒙古族民歌《兴格尔扎布》改编的阜新蒙古剧《乌银其其格》之《喜堂从军》，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复排计划名录》，对于传承短调民歌、培育骨干人才而言，也是莫大激励。
“会听而不会说和写”或“会唱几句但不懂具体意思”，这样的语言难关是以蒙古语为基础的两大非遗项目传承发展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无论是项目保护单位，还是韩梅、杨铁龙等非遗项目传承人，都以“传灯者”的强烈使命感接力续航，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星火不灭。面向社会开办乌力格尔、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培训班，推动乌力格尔著作《东汉演义》蒙古文版的出版，筹备乌力格尔《唐书五传》之《契僻传》的录制……桩桩件件，紧锣密鼓。
